幸福村居建设的实质和路径

文/范时杰

    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游戏规则之下，亚洲“四小龙”顺利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开启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复兴，创造经济发展史上后发优势和尺蠖效应的奇迹。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经济建设，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全面实现现代化。他们的成功，既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和鼓舞，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标杆和示范。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对于我国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区域或城市，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农村边缘化的客观性
 
　　毋庸置言，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之路。当今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则是现代化，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产业结构来看，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占有绝对高的比重；从生活形态来看，城市生活基本取代乡村生活；从坐标体系来看，农业已经完全成为工业经济中的一个环节。我国是后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发挥后发优势，才能迎头赶上。我们发展的重心和中心自然也就必须定格在工业化、城市化。工业文明的纯机械和快节奏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自然和农业文明散发出的含情脉脉与体验生活式传统主义哲学格格不入。必须承认，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驱动的现代化中，日益边缘，逐渐成为发展的附属物。
 
　　这种边缘化是不可逆转、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年的实践表明，我们的乡村呈现出乡村空壳、经济空心、家庭空巢、思想空虚、价值空洞、治理空置等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西方国家通过漫长的现代化，基本解决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衔接、互动。有别于发达国家的乡村形态、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等成熟稳定，我国现代化过程是多重转型同时纽结发生，如同穿越历史三峡，错综复杂又时不我待。历史选择面前，我们在发展初期，只能选择建立城乡二元分割体系，牺牲农业，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取得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抬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和经验，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村居建设。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审慎地看待农村、农民和农业，要在改革发展中有机消化各种问题，绝不能割裂二者关系。
 
　　二、村居建设的发展契机
 
　　以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现代化，具有天然的悖论，那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异化”现象，发展没有顾及到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和谐，往往容易产生人的主体性缺失。这些年来，城市病的不断凸显，城市生活引发的心理压抑、食品安全、交通拥堵、激烈竞争等等，加深了逃离城市、逃离工业的内在驱动力。这就是逆现代化过程，也是典型的去城市化、去工业化。
 
　　谁率先对接这种反潮流，谁就肯定在竞争中胜出。反潮流产生大量的内需和消费需要转移到农村，农村给他们提供了慢节奏、纯生活，让躁动的城市人找到体味生活的韵味。村居建设就是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契机。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反潮流的逆现代化本身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一环，逆现代化的前提是现代化，也就是说，城市化和工业化仍旧是主流，反潮流仅仅是一种点缀，也可以说是一种闲暇的消遣。但是，城市和工业分流的一股清泉，就足够灌溉农村的绝大多数良田。这个反潮流，让农村和农业有了进入城市、工业发展体系的机会，结果就是农村和农业不再是孤立、单独和隔绝的经济单元，自动融入到了现代化体系中。未来村居建设的模式，应当如同传统中国的太极图，既要有阳鱼，又要有阴鱼，城市和工业就是大阳，农村和农业就是小阴。阴阳爻需同时存在，才能调和，进而万物乃至社会和谐。
 
　　三、村居建设的发展实质
 
　　积极利用逆现代化，特别是去城市化和去工业化的社会生态，借力长期的城市和工业引发的快节奏、机械化的生活方式的背离，将工业、城市和市民引入到乡村，将乡村有机融入到现代场域，这就是现代村居建设的发展实质。
 
　　“梅州样板”所传递出来的“慢生活”，其实就是及时捕捉、把握并实践了逆现代化的潮流，真正让去城市化、去工业化的现代人找到了生活港湾和精神港湾，静静地享受生活，又实实在在地开启了内需，借这股东风梅州走上发展快车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成员要追求主体性，要真正找寻“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慢生活”让我们有时间、有意识地体验生活、享受生活。“梅州样板”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其实质就是非常完美地充当了珠三角的大后方，可以这样比拟，珠三角如果是城市和工业，那么梅州就是农村和农业，梅州的“慢生活”非常好地调适和圆润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现代执政理念，为一个城市内部的“幸福村居”建设提供非常好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形成良性的内部消费循环，实现了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梅州样板”实质就是珠三角的“幸福村居”建设，积极把握时代潮流，把农业投掷到现代产业体系中去，将农村投放到现代城市生活体系中去，把农业、农村和城市、工业有机结合。通过农业、农村的弱弹性系数所体现的稀缺性、不可替性，把各种资源引入乡村，变成乡村综合发展的基本要件。从某种维度上讲，“梅州样板”的意义，高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
 
　　成都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改革实验，开启了发展进程中工业与农业、城市和农村的互动。然而，相对发展滞后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没有对等的能力以平等、互利的姿态，携手工业和城市，参与现代化建设。因此，未来其它地区乡村建设或是村居建设，不仅要考虑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村居建设的发展实质，不仅仅是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反哺机制，提升乡村的基本综合素养。当然，这个历史重任，从理论上看，由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基础比较扎实的地区承担更合适。从现有我国实际来看，由珠三角、长三角这样先行发展的地区进行实践，较为稳妥。就珠三角而言，城市规模、人口结构、产业形态和发展基础，珠海都应该是幸福村居建设中当仁不让的标杆。
 
　　四、社区营造的经验和乡村建设的启示
 
　　民国开始探索的乡村建设，摸索了多种不同路径来实现中国农村跨越式发展。山西村治、赣南新生活运动、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分别从治理、生活和文化等乡村工程入手，来破题彼时幸福村居的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遭遇到了极大困难。究其实质，就是没有将农村纳入到现代化视域之中，没有将农业纳入到现代工业体系之中，没有把农村生活纳入到城市辐射范围，没有把农民劳动力有效地转化到现代产业之中，往往是就农村建设农村，就农业发展农业，基本割裂的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二元互动、衔接机制。农业、农村和农民没有借力现代化，城市和工业也就自然没有机会反哺乡村，二者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更无从谈起。
 
　　相对而言，缘起于日本和我国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成绩就显著许多。日本、我国台湾推动全面性的社区改造运动，透过产业发展、社福医疗、小区治安、人文教育、环保生态、环境景观等六大面向的全面提升，打造一个安居乐业的健康农村社区。他们通过政府大力支持和指导，建立自主运作且永续经营的农村社区营造模式，强调贴近社区居民生活、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务、创造在地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强化民众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建立由下而上提案机制，厚植族群互信基础，扩大草根参与层面，营造一个“永续成长、成果共享、责任分担”的社会环境，让村居健康发展，安定成长。日本、我国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成功的最大经验，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方面较为成功。他们透过农村社区小企业辅导及商店街区再造，活化地方型经济产业，并推动地方产业文化化，进行特产及料理研发，促使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有机农业及绿色消费，透过有机农业的产销经营辅导，推广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观念，增进健康社区发展基础。辅导地方政府规划休闲农业区，发展休闲农业，并协助乡镇进行总体规划，形成带状或区域结盟发展。透过地方产业发展，创造在地化多元就业机会，使青年得以返乡就业及创业，结束乡村空壳化。 （上）
 
　　 （北师大珠海分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主任）